4月26日是每年的世界知识产权日，记者昨日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得知，检察院刑事法律保护研究中心已向深圳市45家高新企业发布了问卷，就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现状、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、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和建议、对研究中心的工作评价等展开调查。这些企业涉及电子通讯、互联网、生物制药等行业，均是享受深圳市政府便利服务的“直通车企业”，调查结果显示，深圳企业的总体知识产权状况并不乐观。
问题：1．本土企业商标侵权案年增逾50%
“企业保护品牌、争创名牌的过程中，最头痛的是仿冒、假冒行为。”侵犯商标类的犯罪成本低、“回报”高，知名企业大呼“伤不起”。调查显示，大多数企业认为司法机关应该重点打击这类犯罪。
据统计，2010年至2012年三年期间，深圳市检察机关办理了侵犯知识产权案件1008件1568人，其中侵犯商标权的案件就有609件1137人，占60%以上，并且每年侵犯商标权案件数都在以超过50%的速度递增。侵权对象以名牌电子产品为主，除了“苹果”、“三星”、“诺基亚”等名牌屡屡遭殃，“华为”、“中兴”等深圳本土企业的知名品牌正越来越多地被不法分子盯上。
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，深圳的商业化水平很高，侵犯商标权案件大多是共同犯罪，他们捕捉市场动向敏锐，组织能力强，调用资源快，生产效率高，一下订单就有人供货。并且由于当前深圳集中开展打击制假售假专项行动，制假售假行为变得更加隐蔽。有的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，在不同的地方生产零配件和产品标识后再集中组装；有的将采购、销售假冒商品的行为全部放在互联网上完成；有的只在店面摆上样品，直接将顾客带到库房交易。
2．“侵犯商业秘密罪”条文亟须修改
商场如战场，商业秘密一旦被侵犯，就立刻会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。调查问卷中，近五成企业把矛头指向“侵犯商业秘密罪”，认为这是当前保护知识产权中最迫切需要修改的条文。
刘某华是某通讯公司员工。2011年10月，他打算“跳槽”，在通过邮件向某技术公司发送求职信息时，附上了自己参与制作的一份附件，内容为公司组织6名专职人员、花费将近一年时间编写的非洲某国电信项目的绝密文档。经评估，该商业秘密被侵犯给该通讯公司造成的损失为人民币192万元。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起诉后，2012年12月14日，法院判处刘某华有期徒刑一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。
据统计，2010年，深圳市检察机关办理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6件7人，2011年为10件21人，2012年为9件17人。
由于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直接经济损失要达到50万元，入罪门槛高，致使大量侵权行为得不到惩处，企业对此反应十分强烈。“即使签订了保密协议，企业员工跳槽或自立门户带走并使用商业秘密的情况也很多。有些技术人员到其他一、二线城市发展，很长时间我们才发现商业秘密泄露。”
3．高新企业诉苦“维权成本高”
2012年，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1.29万亿元，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达61%。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，已经成为深圳的第一支柱产业。
然而调查结果显示，大多数企业认为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，普遍存在书证、物证、电子证据取证困难，办案成本过高，鉴定困难，赃款追缴困难等问题。
在被问到“目前深圳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”时，91%的企业的答案选择了“维权成本高”。中兴通讯公司法律顾问邓显亮曾以侵犯商业秘密立案为例，细数企业维权所需的成本。在立案前需要做商业秘密鉴定和损失评估，一次商业秘密鉴定少则数万元，多则十几万元，损失评估至少也要几万元，在鉴定和评估工作中，需要收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，整个过程耗时耗力，旷日持久。犯罪嫌疑人在此期间如果毁灭、隐匿证据，将给案件侦破带来致命的障碍，企业维权可能前功尽弃。
症结：“两法”衔接机制存在问题
在此次调查中，对“行政执法部门与司法机关的衔接情况”，七成企业认为“缺乏信息共享平台，相互间存在信息壁垒，尚未形成健全的对接机制”，超四成企业认为“尚无强有力的制度保障，两法衔接流于形式”，超三成企业认为“各自为政，衔接不畅，严重影响打击效果”。
事实上，2012年深圳市就已制定《深圳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办法》，但由于“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涉及多个执法机关，如市场监督、文化、烟草、城管、海关等，实际查处的也很多，但移送公安机关的却是极少数。造成衔接不畅的原因有多方面。”办案一线的检察官告诉记者。
首先，各方责任不明确，执行主要靠自觉。除了主动报备的以外，检察机关往往难以了解行政执法的具体情况。“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”中录入的案件数量少，信息简单，“很不实用”。
其次，由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不同的要求，导致一部分行政机关移交的案件因证据固定不符合起诉标准、移送案件延迟等原因无法定罪。例如，叶某某等三人假冒注册商标，相关部门查处后，没有及时移送，导致丧失侦查时机，相当一部分证据灭失无法补救，对后期起诉工作造成困难。
第三，由于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较强，前期工作往往需要行政执法部门中专业人员的协助、配合。而行政执法部门有时以案件是刑事案件为由，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到场后就撤离。
检察官介绍了比较理想的一个衔接案例：深圳市宝安区烟草部门在执法中，一旦发现达到追诉标准，立即通知公安机关到现场执法，为证据的及时收集，尤其是言词类证据的收集，以及案件的侦破提供了良好的基础。检察官称，“可以考虑将该模式进一步细化和推广。”
期望：应提供更多法律服务
调查中，企业普遍提出应多邀请公、检、法办案实务部门、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专家和大型企业法务人员开展专题讲座，举办知识产权保护论坛或培训班，为各界人士提供沟通和交流的互动平台。
2012年4月，研究中心组织办案骨干深入华为、中兴通讯、航盛、腾讯、创维、大族激光、研祥等高新技术企业开展“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宣传进企业”活动。10月，又邀请专家团队专为深圳58家重点高新企业举办了“深圳直通车企业知识产权法律实务培训班”。航盛公司总裁、市人大代表杨洪惊讶地发现，“以往的员工培训，我们一再要求听课纪律，还是有不少人中途离席。检察院的知识产权培训，本来只要求部门高管和技术人员听课，可是课上了一半，听课的人数已经增加了一倍。”
在这次调查中，98%的企业提出希望检察机关2013年继续开展法律宣传培训活动，并向其他直通车企业和中小企业延伸。
研究中心副主任邱伯友表示，“深圳有的企业起步比较早，发展比较成熟，像华为、中兴、腾讯以及很多企业的法务部的力量非常强，我们打算请他们给正在成长的企业讲课，帮助他们预防和处理发展中遇到的问题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。”（记者/蒋桓伯 通讯员/孟广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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